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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联政治笑话中的干群关系

发布时间:2014-05-19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来 源:湖北省纪委监察厅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阅读次数:
 习 骅

  天性活泼的美国总统里根,给戈尔巴乔夫讲过一个苏联政治笑话:

  某天,戈尔巴乔夫嫌司机开车慢,抢过方向盘,开足马力横冲直撞。行人责问交警:为什么不阻拦?警察说:我不敢,他的官太大了!行人:有多大?警察低声说:戈尔巴乔夫为他开车。

  据里根回忆,戈尔巴乔夫听后哈哈大笑。

  政治笑话在苏联社会曾十分流行。转眼间,苏联和苏共烟消云散20多年了,今天再来回味那些有趣的民间创作,却令人大吃一惊:几乎所有的“段子”,都是干群关系出故障的报警信号。

  共产党来了怎么办?

  许多政治笑话嘲讽苏联的社会不公、干部的享乐主义和奢靡风气,干群关系的裂痕清晰可见。

  勃列日涅夫把老母亲从乡下接到莫斯科,骄傲地展示自己的豪华别墅、名贵家具、高级汽车。老太太说:“孩子啊,这一切好是好,但共产党来了怎么办?”

  1918年,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遭遇粮荒,粮食人民委员瞿鲁巴在开会时饿晕了。为保证革命事业顺利进行,列宁决定建干部“疗养食堂”救急。

  当年迫不得已的临时措施,慢慢演化为干部特供商店,高级生活用品和国际名牌应有尽有,老百姓望都不让望。

  斯大林的一大发明是给高干发“红包”,比工资厚得多。他喜欢召集大家共享奢华晚宴,不醉不休,天不亮不休。他的女儿斯维特兰娜看不下去了,说老爸浪费了多少钱哦!赫鲁晓夫则抱怨第二天起不了床,中央机关老是停摆。

  勃列日涅夫则让陋习普遍化、制度化了。那时,干部子女可以免试上最好的大学、进最好的单位。1983年,刚出任苏共中央组织部长的利加乔夫,主动提出不配豪华轿车。中办主任严肃批评他不懂规矩:你这是搞“特殊化”!

  那群众过着什么日子呢?苏共执政74年、苏联立国69年,一直没有解决好民生问题,买什么都要排长队,排了半天还常常白排。老百姓受不了,关于排队的段子特别多。

  伊万下班回家,看见老婆和一个陌生人躺在床上。伊万吼道:“真耽误事,街角的商店在卖鸡蛋,还不赶紧排队去!”

  里子没有了,却在面子上狠下工夫,就像苏共元老雷日科夫总结的那样:从上到下“谎话连篇”。

  苏方接待人员自豪地介绍:再过几年每家都会有私人飞机。外宾惊讶地问:要那么多飞机干啥?答:譬如你家在莫斯科,听说列宁格勒卖面包了,可以开上飞机赶去排队。

  群众跟着苏共一起流血流汗度过了峥嵘岁月,现在却一个在地狱、一个在天堂,心中的凄凉和愤懑可想而知,不戳脊梁骨才怪。

  苏共缺乏自我约束的自觉,作风问题又升格为腐败问题。过去列宁对干部管束很严,甚至主张“共产党员犯罪罪加一等”。列宁去世后,干部越过越舒服,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,如果一个人没机会搞腐败,会被人瞧不起。

  格鲁吉亚一所中学,老师让学生谈谈自己的父亲。

  萨卡什维里:“我爸爸贩橘子到莫斯科卖,因此赚了不少钱。”

  图拉什维里:“我爸爸贩月桂到莫斯科卖,因此赚了不少钱。”

  布里泽:“我爸爸在分局工作,每次他俩的爸爸从莫斯科回来,都来看望我爸爸,因此我爸爸赚了不少钱。”

  全班发出啧啧声。

  查维查瓦泽:“我爸爸是科学家。”

  全班哄堂大笑。

  “孩子们!”老师严肃地提醒,“不要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!”

  1980年,一个警察偶然买到了几听鲱鱼罐头,打开后发现是昂贵的鱼子酱。原来,有人把鱼子酱改头换面偷运到国外贩卖,巨额赃款流入瑞士银行已达10年。

  这起震动全苏的走私大案,牵涉到中央部委、军队和地方共300多名干部,苏共中央委员、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麦杜诺夫是主谋。中央进行了“严肃”处理:几个马仔被判了刑,麦杜诺夫同志则调任苏联粮食食品部副部长!

  最要命的是吏治腐败。1973年格鲁吉亚党中央二月全会检讨说:靠幕后操纵、社会关系和效忠个人选拔干部,严重违反了列宁主义原则。文件回避了普遍的卖官鬻爵现象。1969年,阿塞拜疆一个区委第一书记的位子标价20万卢布,第二书记减半。

  装出火车还在走的样子

  民生问题和恶劣党风,导致党与群众渐行渐远。好在老人们还记得党的光辉历史,如果苏共早下决心加以改变,结果会大不一样。可是,苏共却若无其事地走着老路,靠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混日子,好像在考验人民的耐性。

  火车因为没有燃料停在半路,这可咋办?勃列日涅夫指示:大家一起摇晃身体,装出火车还在走的样子。

  赫鲁晓夫和柯西金试探过改革经济,遭到体制内的强烈抵制,草草收兵。勃列日涅夫公开批评说:瞎改什么呀,做好工作就行了。

  集体农庄开会研究两个问题:建造木棚和建设共产主义。由于没有木板,决定直接研究第二个问题。

  为了固化既得利益格局,勃列日涅夫甚至搞了领导干部终身制,包括三任总书记在内的许多领导干部,直接死在任上,苏共成了一池死水。学界公认,勃列日涅夫当政的18年,是苏联的停滞期、矛盾积累期,看起来稳稳当当,其实危如累卵,苏联和苏共的最终结局,很大程度拜他所赐。

  面对要求变革的强烈呼声,苏共采取了自杀式的打压态度,民主集中制冬眠,党员权利被冷藏,一片鸦雀无声。

  “同志,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意见吗?”党支书问。

  “我是有意见,但我不同意我的意见!”

  不是没有好建议,而是说真话的代价太大。

 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揭露斯大林的错误,台下有人递上条子:赫鲁晓夫同志,当时你在干啥?赫鲁晓夫连问三次:谁写的?站起来!始终没人站出来。赫鲁晓夫笑了:告诉你吧,当时我就坐在你的位置上。

  一边压制批评和自我批评,一边鼓励表扬和自我表扬。就连各地、各部门领导所到之处,都要挂满歌功颂德的横幅,宣读热情洋溢的致敬信,十分肉麻。

  勃列日涅夫一生得了114枚勋章、奖章,其中有不少是他自己颁发给自己的。在他的葬礼上,足有一个班的战士负责捧着这些牌牌,群众觉得很可笑。

  “勃列日涅夫同志做手术了。”

  “什么手术?”

  “扩胸手术。”

  “为啥呀?”

  “勋章挂不下了。”

  在这种暖洋洋的空气中,苏共正与人民分道扬镳。戈尔巴乔的笨拙改革雪上加霜,社会到了列宁所说的“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活不下去”的程度。

  斯大林时期,如果有人敲门,人们立即停止讲政治笑话,开始喝酒。戈尔巴乔夫时期,如果有人敲门,人们立即把酒藏起来,开始讲政治笑话。

  宣传机器则继续文过饰非编童话,糊弄老百姓,哄领导开心。

  “伊万诺维奇,你经常读《真理报》吗?”

  “当然,不然我怎么知道我过着幸福生活?”

  像勃列日涅夫的母亲一样,群众觉得苏共变了,不像自己人了:

  勃列日涅夫向工人们发表讲话:

  “很快我们就能生活得更好。”

  台下传来一个声音:“那俺们怎么办?”

  在苏联解体前一年,《西伯利亚报》以“苏共代表谁”为题开展读者调查,结果认为苏共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%,代表工人的占4%,代表全体党员的占11%,代表党政干部的占85%!

  1991年6月,俄罗斯举行首届总统选举。作为苏共推出的候选人,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卸任苏联总理不久的雷日科夫,得票率仅16.85%。苏联剧变后,俄共总书记久加诺夫多次参加总统竞选,得票最高的一回也只有31.96%。

  可悲的事实表明人民伤透了心,也解开了一个令人困惑的谜:为什么苏共轰轰烈烈登上历史舞台,退场时却如此孤独,甚至连一次像样的声援行动都没得到!

  与此同时,中国共产党正快速超越过去的先生,人民生活水平突飞猛进,中国的巨大成就连敌人都没法否认。两相对照,苏联人艳羡不已,把社会主义的前途寄托在中国身上。

  一个乌克兰人被叫到克格勃。问:你怎么经常收到以色列的邮件?答:二战中我藏匿过一个犹太人,现在他给我寄吃的。问:苏联人不该这样做,你不为自己的将来想想?答:我想好了,以后我还要藏中国人。

  中国不仅有邓小平

  李肇星有一次在国际航班上,邂逅了早已失去苏共和苏联的原苏共中央总书记、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,问了一个全世界都想问的问题:为什么结局会是这样?戈尔巴乔夫想了想说:因为我们没有邓小平!

  苏共是世界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,建成全球第二、欧洲第一的经济强国只用了20年。苏联不但战胜了强大的德国,还长期与美国平起平坐,曾让整个西方世界寝食不安。

  没有人料到这个庞然大物竟一夜倾覆,许多人至今回不过神来。从那一刻起,人们对这个20世纪最惊人的政治事件进行了不懈研究,众说纷纭,莫衷一是。作为葬礼的主持人,戈尔巴乔夫的感慨意味深长,值得注意。

  从1977年复出,到1997年去世的20年间,邓小平领导实施了改变中国和世界的两大政治行动,一是改革开放,二是锤炼党风。两件大事竟发端于同一次会议: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,在举起改革大旗的同时,恢复成立了中央纪委。

  人们很少注意到这两者之间的逻辑联系:改革开放顺应天下大势,是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;端正党风提高了党的先进性,是改革开放的政治保障。只有改革开放,社会主义才有吸引力;只有风清气正,共产党才有凝聚力。人民“拥护不拥护,赞成不赞成,高兴不高兴,满意不满意”,这两大决策是最好的诠释。

  想想都后怕:如果没有改革开放,现在的中国一定不是到处堵车,而是到处排队;如果没有过硬党风,人人心里窝着火,改革只会是纸上谈兵。如果两者都没有呢?

  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,邓小平伟大战略的逻辑起点,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石——人民主体论。人民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,是共产党存在的全部理由,是一切工作的起点、终点和标准——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核心理念,也是邓小平始终坚守的根本政治立场。

  站在这个立场看问题,中国为什么繁荣稳定?苏共为什么走向末路?答案一目了然。

  尽管任何社会现象的发生,都有数不清的促成因素,但内因永远是变化的根源。苏共在党和人民关系问题上的无所作为、反向作为,使自己从代表全民族利益的先锋队,蜕变为只为少数人活着的资产阶级市侩集团,直接决定了人心向背和自身命运。

  对此,苏共问题专家李慎明的观点一针见血:苏共的蜕化变质,是苏联解体、苏共亡党的根本原因。黄宗良则进一步指出:苏共是被人民、而不是被敌人推翻的,承认这个事实很痛苦,不承认就不能吸取教训。

  角度决定高度,立场决定命运。苏共背叛人民在先,人民唾弃苏共在后,印证了“物必先腐,而后虫生”的道理,重演了“水能载舟,亦能覆舟”的老剧本,完全是咎由自取,怪不得别人。对于最后只剩下“共产党”招牌的假共产党的倒台,我们不但没有半滴眼泪,还要欢呼人民主体论的胜利,否则,就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政治立场。毫无疑问,研究苏共兴亡、吸取经验教训,关键词不是“权位”,而是“人民”!

  “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”!中国共产党的回答响亮而坚定。

  党的十八大之后,党中央从人民的利益和立场出发,迅速打出八项规定、“老虎”、“苍蝇”一起打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组合拳。政治局率先垂范、徙木为信,清理腐枝败叶、编织制度笼子,干部舒适度剧降、群众满意度激升,好传统回归、坏习气鼠窜,全国人民发自内心地拥戴和支持。党的威望持续提高,党群关系空前紧密,改革巨舰一往无前,党的事业一片生机。

  神州气象如此,戈尔巴乔夫或许又有感慨:中国不仅有邓小平!

  中国不仅有邓小平,这是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幸运,是中国共产党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结果,也是苏共的悲哀所在。“种瓜得瓜、种豆得豆”,曾对政治笑话一笑了之的苏共遗老们,如今情何以堪……

    (原载422日《中国纪检监察报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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